时评：容积率门还要栽倒多少人

    在《财经》杂志刊发的《黑幕交易：上海帝景苑给购房官员折扣高达5成》一文中，描述道：项目开发商于2002年12月、2004年1月及2004年6月，在帝景苑项目从预售到售罄的不到两年时间内，通过三份土地转让补充合同，这个占地1.6万平方米的项目，其建筑面积从1999年合同约定的64124平方米，最终增至90297平方米，容积率增加近50%，而补缴保证金总计不足500万元。 
  
    提高项目容积率，是地产业“官商合作”之利薮。以每平方米万元的开盘价计，帝景苑项目凭提高容积率获利即达数亿元。获得这一利益的前提，则是土地、规划、建设甚至更高级别的政府部门，须环环打通。 
    
    最近，重庆房地产业也连续暴发窝案，重庆市规划局局长蒋勇和九龙坡区区长黄云因涉嫌严重违纪，已被有关部门“双规”。此外重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巡视员、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唐文峰，重庆市地产集团董事长、国土房管局原副局长王斌，重庆市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重庆大渡口区副区长顾非等多人，也被卷入，正在接受中央纪委专案组的调查。
    
    据4月28日出版的2008年第9期《财经》杂志报道，这并非重庆官场和地产圈的第一次“地震”。早在2007年7月26日，渝中区副区长王政、纪委书记郑维、沙坪坝区副区长陈明就因收受开发商贿赂相继被“双规”。
   
    综合看来，重庆窝案也主要涉及到修改容积率的问题。
    
    从东到西，两地官场，都栽在容积率问题上，仔细搜索其他早年间的房地产腐败案件，也多涉及到容积率问题。
   
    小小容积率，几个数字，一改，对开发商来说，意味着大把金钱滚滚而来。掌握修改这一财富魔咒的官员又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容积率调整又在许可范围之内，开发商、腐败、容积率、官员，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个产生寻租空间的必然链条。前赴后继，南来北往，一批批的官商落马，朝杀暮犯，不知何时是尽头。
   
    值得关注的是，容积率的增加意味着小区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生活舒适度的下降，开发商之所以敢改容积率，就是因为目前的需求太大，很多购房人对住房的需求太强，考虑使用功能远大于考虑舒适度问题。而规划中的容积率则偏于理论化，综合考虑了使用、舒适的问题。两者之间的目标差异，给出了开发商的操作空间，如果规划部门在制订规划时，一开始就从市场情况出发，土地上市时，容积率就定得符合市场情况，那开发商和有关官员的利益空间也必然缩小。政府还能多获得些土地出让金，多有钱盖点保障型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