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打磨厂长巷二条旅馆工作人员接待旅客。李晞/摄

　　1980年10月28日，《北京日报》1版

　　1987年8月4日，《北京日报》1版

　　1986年，原宣武区大小川淀居委会办起小旅馆，低价接待本地区居民家来京探亲的亲戚朋友，解决住房紧张户的困难。图为服务员在打扫客房。王振民/摄

　　1983年11月21日，《北京日报》2版

　　1980年，个体户开办的建国门旅馆。丁世儒/摄

　　1984年1月14日，《北京日报》1版

　　1988年1月6日，《北京日报》1版

　　1980年，福绥境街道利用人防工事开办的地下旅馆。李晞/摄

　　1985年1月9日，《北京日报》1版

　　1985年，建设中的国际饭店。李晞/摄

　　1988年1月12日，《北京日报》1版

　　逢年过节，进京游客络绎不绝，从星级饭店到快捷酒店，想住哪儿只需动动手指头便能在网上完成预订。可在上世纪80年代有段“住店难”的岁月，很多外地人进京找不到旅店，只好露宿于车站、街头，抬头“看星星”。那时候，流传着一句颇有调侃意味的歌谣：“想北京，盼北京，到了北京数星星……”

　　1 澡堂子里忍半宿

　　据本报1980年10月20日1版《街道办商业服务业投资少见效快》一文记载，1957年，北京市有集体性质的商业服务业合作社、组近3万个。到1978年，商业服务业网点却减少到5812个，减少了80%。网点大量减少，造成“住店难”等状况，与首都的地位极不相称。

　　那时候，北京旅店严重不足，进京旅客住店非常困难。有的旅客等不到床位，只好住浴池，甚至露宿街头。（1980年10月28日《北京日报》1版，《为解决“住店难”出力》）

　　1982年，长春汽车配件一厂技术科工作人员刘光甫和同事到北京出差。晚上7点下的车，因为肚子饿得慌，就先找了个地方吃饭。等吃完饭再去找旅馆，哪还能找得着哇！他们在大街小巷里乱串，着急上火，没辙没辙的。最后没法子，只好在天桥找了个澡堂子过夜。那是一间大屋子，里头足有七八十口子人，乌烟瘴气，根本睡不着，他就和同事唠嗑，一唠唠到凌晨三四点钟，天没亮，就赶紧跑出来了。（1987年8月4日《北京日报》1版，《进京不再“数星星”》）

　　数据显示，到1982年底，北京的国营饭店、旅店只有512家，才7万多张床位。在那个年代，旅店不自己揽客，而是靠旅店介绍站把客人介绍过去。像北京站、前门、永定门等人流多的地区都设有旅店介绍站。就拿北京站旅店介绍站来说，旅游旺季时，常常是楼上的队顺着楼梯排到楼下，一楼的队尾则出了介绍站的正门，沿着房根儿，一直甩到60米外的后门。旅客们心知肚明，若没有排十几个钟头的耐心，就别想住上旅店。（1983年11月21日《北京日报》2版，《旅店介绍站的烦恼》）

　　作家赵大年也深有感触。2010年2月22日，本报15版刊发的他的文章《家住北京》中这样描写“住店难”：改革开放初期，珠影导演陶金来京送审样片，文化部招待所客满，只好睡澡堂子，晚10点入住，早6点就请出去……

　　２ “住店难”背后原因多

　　住店为什么会难？

　　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住店并不难，公私合营时，东城、西城、朝阳、原宣武、原崇文五个城区有551家旅馆、24800张床位，而且两人一室的小房间居多。后来，一些旅馆网点逐渐被撤，改做办公室、宿舍等。“文革”期间，撤的网点更多。这期间，除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投资盖了四个较大规模的旅店外，以后基本没再建。1978年市旅店公司成立时，五个城区只剩下142家旅馆、10506张床位了。

　　后来，北京国营旅馆略有增加，特别是党的搞活经济的政策，使集体所有制旅店发展更快，对缓和“住店难”起了一定作用。然而，因为没有统一的管理制度，各自为政，有的漫天要价，有的甚至将旅店长期租给外地驻京办事机构，造成管理混乱，影响了服务质量。而崇文门、新街口、和平里等处几家大旅店，则是在基建搬迁中用几十个小旅馆网点换的，实际床位也未增加。种种原因叠加，“住店难”才愈演愈烈。

　　旅店分布不合理也是“住店难”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缺少集中领导、统一规划，谁有钱、有地皮谁盖，新建的国营旅馆大多分布在郊区，对缓解城区住店紧张状况并没起到应起的作用。据统计，上世纪80年代初，城、近郊区的国营旅馆中，有20％分布在近郊区，离市中心几十里，有的下车后还需步行数里方能到达。比如门头沟旅馆距北京站60多里地，坐地铁到苹果园站下车后，还得坐十几里路的公共汽车。有人开玩笑地说：“有上那儿的工夫，不如到天津住去了。”因为路途远，交通不便，旅客不愿去，郊区的一些旅馆尽管条件不错，也经常是床“等”客，“吃不饱”。（1983年11月21日《北京日报》2版，《旅店介绍站的烦恼》）

　　３ 人防工事里办地下旅馆

　　北京的人防建设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量构筑，光管理和维修已有的人防工事，国家每年就要花掉几百万元。

　　1979年初春的一天，在市人防办公室一间狭小的会议室里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人防工作今后如何开展，本市的地下人防工程应该怎样管理”，成为大家争论的焦点。正值北京市“住店难”问题严重之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何不利用地下人防工程办旅社？这既可解决旅客的住宿问题，又使人防工程得到了开发利用，而且还能安排待业青年就业。”

　　当年，本市第一家地下旅馆在海淀区八里庄诞生，同年8月接待了第一批客人。开业不久，这家旅馆就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随后，东城、原宣武、原崇文、西城、朝阳、丰台、石景山等区也纷纷办起了地下旅社。每天，这些地下旅社能接待数万名客人，有效地缓解了“住店难”，而大多数旅社在三年内就赚回了全部投资。（1988年1月6日《北京日报》1版，《“地下不夜城”》）

　　据统计，从1979年到1984年，全市共利用已建人防工事开办了170家地下旅馆，使用面积达11万平方米，设固定床位15500多张，每天接待旅客15000人至17000人，对缓解“住店难”起到了积极作用。（1984年1月14日《北京日报》1版，《本市建成170家地下旅馆》）

　　有关部门曾做过调查，尽管存在通风、除湿设备不全等问题，很多客人对地下旅馆还是比较满意的，称这种旅馆“冬暖夏凉，安静舒适，清洁卫生”。有的地下旅馆顾客盈门，“回头客”达60%以上。两全齐美的是，人防工事长期闲置的状况也得到改善，其内部装修一新，设施设备安装齐全，维护管理得到加强。（1981年8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本市利用人防工事开办旅馆78所》）

　　4 退休教师办“家庭旅馆”

　　1987年出品的由陈强、陈佩斯父子主演的电影《二子开店》，至今仍有很多人记得。其实早在1985年，本报就见证并推动了私人经营旅店业的探索。

　　1985年1月9日，本报1版刊登了一封署名为“退休教师赵敏”的读者来信。这位退休教师想利用自己的五间私产（平房），通过个人投资（贷款），或者与郊区农民合资、与外省单位共同投资，开一个能容纳三四十个床位的“家庭旅馆”，为解决首都“住店难”作一些微薄的贡献。当时，像这样的个体户不少，他们希望得到有关部门支持，尽快办理手续筹建旅馆。

　　城市个体户能不能经营旅店业？本报从市公安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当然，经营旅店业的个体户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申请经营旅店的个体户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必须在本市有正式户口，并要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而个体户经营的旅店床位数，一般不得少于15张，每张床位距离不少于70厘米，公用通道不少于120厘米，男、女客房和厕所也要分开。（1985年1月9日《北京日报》1版，《条件具备的个体户可经营旅店业》）

　　5 进京不再“数星星”

　　由于市政府实行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北京“住店难”现象逐渐缓解。

　　据1988年1月12日《北京日报》1版文章《北京的饭店宾馆是否盖多了》所说，1987年，饭店宾馆由1983年的1500家、21.6万张床位，增加到3900家、43万张床位。涉外饭店由1983年41家、1万间客房，发展到97家、2.4万间客房，1987年进京的国外游客突破100万人次，那时候，很少有人嚷嚷“住店难”了。

　　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外地人进京住店不再是难事。“哪怕住得离市区远一些，也不至于住不上旅馆，有时还得挑挑呢：太远的不住，防空洞、地下室不住……”一位外地人说，“进京不用‘数星星’了。”

　　本版文字：贾晓燕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新华社、中国青年报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