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副中心”

　　近来关于河北保定市将被确立为中国“政治副中心”的说法甚嚣尘上，而由此殷殷可鉴的求变之心，清楚地指向两则亟待破解的困局：一方面，首都北京人口规模快速膨胀，已经接近甚至超过环境资源承载极限，由此导致城市运转压力空前，功能疏解任务突出；另一方面，河北临近京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低于中心城市，冀望已久的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展不顺，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甚至导致了“环首都贫困带”现象发生。

　　那么，以设立“政治副中心”为联结点，是否能一体两面地推进完善京津冀地区城市群布局与形态？我们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且不说这一解决方案本身存有很难解决的利益不兼容（譬如优质公共资源迁出的阻力显而易见），更重要的是，这种仍然以行政规划为先导、由行政力量来推动、按行政定位重新进行资源配置的老调重弹，并没有触及现时问题产生的根源，因此其可预见的效果，未见得能排除类似“环保定贫困带”产生的可能性。

　　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之所以成为一个独具挑战性的课题，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这一地区在中国整体经济版图中极为“怪异”的表现。具体来说就是：虽然中国的地区发展很不均衡，但这种不均衡主要体现在不同区域而非不同省份之间，譬如同为东部三大都市圈的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他们与中、西部地区固然存在很明显的发展级差，但无论处于何种发展水平的经济区域，其内部差异均远远小于京津冀地区。

　　这种区域内发展水平趋近的现象，自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因为空间上临近的一组区划，通常具有较为相似的经济增长初始条件与结构特征（这本身就是区域划分的基本要件），由此再加之区域内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市场与技术层层外溢，其自发扩展的结果就是区域内经济一体化加深并随之出现多中心化趋势。

　　京津冀地区“怪异”的表现其实植根于对上述逻辑的背离，这主要体现在该区域内部虽然同样具有空间上的临近性，但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而集聚的各种资源，不仅使其在初始条件上就完全不同于周边地区，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附属于政治中心角色的资源本就很难外溢或流动，而过大的梯度落差，使得即使在市场机制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内，北京周边地区也很难利用中心城市发展进行产业配套与互补。

　　因此归根结底，京津冀地区的极化现象源自于权力对资源的不当支配。看不到这一点，或者看到了这一点，但又仅仅希望通过权力切割来实现资源再分配，其实都不过是在旧有套路中打转转。而真正的改进之道，实则已经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阐述，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惟其如此，一大批依市场规律梯次发展而来的“副中心”，才能真正支撑起均衡发展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