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晖：村镇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动力

    人民网北京9月1日电（卢志坤 甄鹏 实习生 张紫璇）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通常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其发展的速度与城市发展相比显得异常缓慢。但情况正在好转，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农村、小城镇被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京津冀地区的发展，村镇的作用是不能小看的。”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在日前由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与新京报社联合举办的“2014中国城镇化与企业家论坛——京津冀政策红利与企业家机遇”上如是表述。

    “京津冀地区有一个特点，也是问题，这一地区的村镇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是大城市和大农村的状态。”赵晖指出，要解决京津冀三个地区各自发展的矛盾和需求，村镇必须发挥重要的作用，“村镇的发展应是协同发展的重要动力。”

    统计数据显示，京津冀地区的村镇发展情况与长三角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以2010年不含县城的建制镇数据为例，北京60公里范围内，镇区人口达到一万人的小城镇有34个，40公里范围内有23个。天津60公里范围内有37个，40公里范围内有34个。而上海60公里范围内多达92个，宁波60公里范围内则有46个。

    以城市人口占比和农民收入情况来看，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相比也还有一定距离。赵晖认为，长三角是均衡可持续发展的，也是自下而上发展的，与靠行政手段分配资源、集聚资源的发展模式相比，其更能体现出活力和自主创造力。

    “推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还真不能光盯着城市，必须是城乡一起考虑，尤其要考虑村镇发展。”赵晖介绍，京津冀地区村镇人口占整个京津冀地区总人口的64%，这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创造源泉，某种意义上是决定了该地区协同发展水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京津冀地区的村镇却进入了不同的方向。多数的小城镇没有成为京津冀地区的小发动机和小瓷器，反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推力，将大批优秀的人才和资源推往北京和天津。

    “京津冀地区如果要协同发展，必须要村镇具备自我成长、自我创造的能力，通过市场机制，自动地吸纳首都、天津的功能和资源，而不是等着北京、天津分给一块。”赵晗点出了其中的缘由。

    他以长三角地区的村镇为参照，“长三角的大多数镇都比较强，镇财政收入在一个亿、两个亿的很多，每个镇都有自己的工业、特色产业和服务业，每个镇都可以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和各类资源，形成了区域整体发展的态势。”

    赵晖强调，在观念上对协同发展一体化村镇的作用、城乡本质不能作简单化理解，并且应该采取更大的力度支持新城镇的发展。

    山东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山东发展模式，是在行政管理体制上促进村镇的扁平化，增强小城镇独立发展的能力，取消从属发展。“给他机会、可能性和权力，是非常重要的。”赵晖强调。

    国家的政策措施，也可以从中看出这是一个不断简政放权的过程。赵晖表示，国家发改委与住建部目前正在考虑强乡扩镇。“我们这次新型城镇化试点对小城镇提出申报要求，符合申报条件的，给他独立的土地支配权、独立财税、独立的人事、独立规划，使他们成为独立的完整行政管理体。同时加强各机构人员的管理，增强其社会管理和发展能力，这是强乡扩镇的一个改革内容。”    但在企业介入村镇发展的环节中，赵晖指出了政府的2个底线，那就是保证政府的收益和农民的利益。

    “政府的利益就是就全社会的利益，企业在参与的过程中涉及到土地的改造，我们不允许企业和农民直接达成协议开发利用，两方分割土地升值的这部分收益。”赵晖认为，转变用途产生价值的这部分，实际上是政府基础设施投入带来的。

    在保证农民的利益上，赵晖表示，可以通过把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分给农民股权的方式保证农民利益。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保证农民的长远利益，不能一笔赔偿完了就不管了。

    同时，企业也要保证田园村貌、乡土文化。“由于企业视野有限和经济利益可能忽视这个方面，我们提倡在现有格局下，进行经营提升管理。格局不要大动，在现有格局下，实现服务上的社会化。”赵晖说。

    现实的发展却常背道而驰。

    “现在我国许多地方热衷土地增减挂钩和农地重整，使农村风貌遭受很大破坏，不利于农民的生产，也给农民增加了生活成本。一些地方利用了农民判断能力的欠缺，从长远来看，农民是吃亏的。”

    因此，在赵晖看来，要促进京津冀的村镇发展，需要把村镇发展建设作为重要的目标纳入协同发展的规划，明确村镇发展的定位、目标和任务，培育村镇自我发展的机制，还要做好政策方面的指导工作。

    “一个村的村庄整治，投入几百万元就可以搞得很好，但是如果拆一个村建小区的话，要花费很多钱。在田间建成农民集中居住高层小区，住在高楼上的农民没有办法，只能在阳台上养鸭子。”赵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