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谨防“村官”成“硕鼠”【2】

　　围绕土地“做文章”

　　敛财手段不断翻新

　　记者调查发现，“村官”们为了让土地生钱，手段不断“推陈出新”：

　　——“私占存储”法。长春市二道区检察院反渎局李玉玉介绍，岗子村原村支部书记于生以政府征地名义，提前低价从农民手中骗得土地，留存在自己手里，等政府真正征地时获取高额补偿款，赚取巨额“差价”。

　　——“虚报征占”法。于生将村里19200平方米耕地，以村里存放农用机械用地名义，报请镇政府予以征收，骗取土地补偿款96.5万元，而村民根本不知情。

　　——“张冠李戴”法。二道区检察院反渎局调研员马亭山说，虚列拟拆迁物，用“张冠李戴”法也可骗取巨额补偿款。于生勾结测绘人员，将集体土地虚设在村民王某等3户村民名下，“套”取土地补偿款83万元。

　　——“抢栽抢建”法。长春市二道区英俊镇、泉眼镇有5个“村官”带头，在将被征收的土地上盖大棚、种树，向政府伸手要补偿。

　　——“贿上瞒下”法。海南省海口市的“村官”，先以办理征地手续费为名，骗得村民代表签字，再向海口市国土部门干部行贿244万元，使各监管关口道道失守，最终村民近1300万征地补偿款被5名“村官”中饱私囊。

　　——“证假提成”法。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街3名“村官”一面协助政府征地，一面又帮助承租人用假证“套”取巨额补偿，收受“提成”1500余万元。

　　专家提醒，“村官”在土地犯罪上的新手段，值得高度重视。

　　完善监管机制

　　切断坐地生财路

　　一些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村官”虽地位不高，但却是最经常、最直接与农民打交道的人。他们的犯罪很大程度损害了政府形象，滋生了公众的不信任情绪，腐蚀执政根基，令人担忧。

　　中国刑事诉讼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及于晓光等专家分析认为，“村官”频频倒在土地上，原因是多方面的。

　　——对“村官”监督失控，监管缺失。于晓光认为，政府对农村征地补偿款的发放、使用缺少必要的监管，事中、事后的监督和跟踪不到位。有时仅凭“村官”一枚公章，就办理了拨付手续，且很多单据都是“白条”，为不法“村官”犯罪提供了便利。

　　——“村官”法律意识淡薄，整体素质偏低。李玉玉介绍，在她参与查办的案件中，“村官”大多年龄偏大且文化程度较低，对相关法律规定认识模糊，基本的法律常识缺失。

　　岗子村原村主任张某，是公认的“老好人”，在多起案件中，他都在涉案的审批表、虚假协议、证明上签过字。提审问他：“你知道你的签字意味着什么吗？”他回答：“村民办事不容易，书记让我签我就签了……要知道犯罪，我说什么也不签。”

　　岗子村原村主任杨立财用征地补偿款支付出国考察费用，审他时，他认为“自己只是境界不高，用了集体的钱，还了就没事了”。 还说“权力不用，过期作废”。

　　——相关立法不完善，责任主体不明确。陈卫东说，监督管理“村官”，相关的立法还存在缺陷。由于村级组织职能繁多，公务、村务、党务，难以区分，因而造成主体难分、罪名难定、管辖权无法明确的境况。

　　“防范‘村官’在土地上犯罪，首先就是要规范制度监督，让监管不再形同虚设。”于晓光说，应从法律、制度等多个层面加强监督和管理，确保征地拆迁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对“村官”权力的行使进行监控，强化制约。

　　“应加大对‘村官’的教育培养，提高他们法律意识。” 丁锡奎说，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手中的权力是群众赋予的，只能为老百姓谋利益，不应为自己牟私利。

　　陈卫东还建议，尽快完善相关立法，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将重大事项申报等内容引入“村官”管理，构建起小“村官”，大“监督”体系，从而防范“村官”贪腐案件发生。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