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二代幸福生活：分得数套房 靠房租就可海外游【3】

　　吉林

　　失落的小镇饭店

　　王山山｜吉林公主岭

　　往年冬天，姑姑家的饭店总要忙到腊月二十七八才能停下来歇歇。

　　这个位于公主岭一个小镇中心的饭店不大，用的是自家的两层楼房，面积100多平方米，但掌勺的姑父手艺好、管后勤的姑姑卫生做得好，开业七八年来，几乎每天客人络绎不绝，其中很多食客来自100米外的镇政府。

　　以往，财政、工商、税务、城建、文化、教育……镇政府几乎所有部门的公务员都经常到饭店里吃饭谈事儿——有时候是单位小聚，更多时候是别人请他们办事，部门之间的沟通偶尔也在饭店进行。

　　在这个典型的东北小镇上，到饭店“吃饭”，就意味着喝酒。表弟形容基层干部喝酒：“啤酒踩箱喝，白酒每顿人均1斤以上，喝得多才能掌握话语权。”据我观察，虽没表弟说得那么夸张，但阵势确实不小：四五个人一顿饭，三瓶白酒很快变成空瓶，再搬来一箱啤酒继续……喝得多的不见得掌握了话语权，但至少表达了诚意，办事也就容易了。

　　一场酒局，核心人物只有两三位：一两个求人的，一个被求的，再加上陪酒的，总要四五个人或以上，因此消费能力比散客强多了。饭店当然欢迎这样的顾客。请客办事的饭局最受欢迎，除了大方之外，更重要的是一定会现金结算——单位聚餐有时会欠账，尽管最后总会兑现，但多少有些风险。

　　镇上的饭店不少，这条街上一眼望过去，能看到门脸的就有四五家，还有更多分散在别处。所以，政府这个“大客户”资源很宝贵，每年春节前后，姑姑和姑父都要向熟络的单位“表示”一下，请他们关照来年的生意。

　　但上大学的表弟不太喜欢这些客人。几乎每年寒假回家他都要向我吐槽：“这些人太不文明了，一顿饭吃仨小时！”“吃饭有包间，为什么还要到人家的炕上？”

　　包间空旷，多少有点冷，卧室里的炕上就暖和多了，客人要去，姑姑只能同意，还为此数落了表弟一顿。

　　客人喝多了，表弟还得扶他们出门、找车——因为客人也是熟人，即便不讲服务意识，人情上也要做到位。

　　可是，今年表弟不用抱怨了。蛇年腊月二十四，小年刚过，姑父就张罗歇业了。因为2013年生意大不如前，继续营业流水也不多，不如早点清净清净，思谋一下来年的打算。

　　表弟说，饭店生意变差的最重要原因是镇政府搬迁了，而镇中心的居民不过几千人，习惯到饭店吃饭的并不多。镇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是街上四五家饭店的主力消费群体，他们一离开，姑父的菜做得再香也招不来多少人吃。

　　姑姑说，其实，即使政府不搬家，今年她家的买卖也不会太好做：“习大大一反腐，大官小官都不敢吃了。”这些人原来到姑姑家吃饭花公款的多，自掏腰包的也有，现在不管公费自费来得都少了。

　　尽管辛苦，但姑父很喜欢开饭店这个买卖，除了生意兴隆时数钱的快感，还有人们吃着他做的放心东北菜时赞不绝口带来的成就感。2013年让姑父有些失落。小镇上的生意不好做了，他就琢磨着，等表弟大学毕业安顿下来后，能不能到他工作的地方再开个店。

　　湖南

　　故乡生活纪实

　　故乡的“北京空气”和“非遗难题”

　　朱梓烨|湖南常德

　　紧跟首都步伐的天气

　　2013年年末，北京连续多日的雾霾天气，让我的鼻子再次闹起了状况。好不容易熬到春节假期，想着终于能在老家的清新空气中享受生活了，我无比激动。

　　然而返乡那天中午，从常德机场回县城老家的路上，我看到市区雾蒙蒙一片。“这个天气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问司机师傅。

　　“这‘砍脑壳的’(该死的)天气，一直没断过。”刚才还和我有说有笑的司机师傅，说起秋冬天以来的雾霾天气，便骂起来，“全国人民都在讲北京、上海空气如何差，我们这些地方县市也好不到哪里去，可能更严重。你回去过几天看看，鼻子耳朵不会比在北京时候干净多少！”

　　说起口罩的型号，司机师傅比我还精。“我们现在也紧跟首都人民的步伐，戴上N95的口罩了。现在送孩子上学，口罩成了必备。市里也会发信息搞黄色预警，但我们总不能不出门吧？！像我们这样的工作，空气都是‘扑面而来’，拦都拦不住。”

　　“你们这些搞新闻的，别老盯着一二线城市，也多看看我们这些三四线城市。就讲我们湖南，去年12月，常德、株洲、湘潭、邵阳等30个县市都出现雾霾。益阳、常德能见度只在500米。专家讲的，说是什么静稳天气是罪魁祸首，不利于污染物扩散，但是这些污染物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记者应该多报一报，城市的污染从哪里来，要怎么治？！”司机师傅可能有碍于手里这单生意，要不然，他会把一肚子怨气都撒在我们记者头上。

　　我当时想，作为湖南省经济名列前茅的地区，常德、株洲的情况，与河北邢台、陕西咸阳、湖北荆州、河南平顶山、四川泸州、山东枣庄这些在“全国空气质量指数”排名靠前的城市一样，空气污染都与经济发展、人口总量的状况密不可分，可以理解。

　　但当回到家乡的小县城，这里连续多日的雾霾再次让我困惑了。县城地处丘陵地带，地势并不开阔。可我愣是站在一条双车道的马路边，看见了路对面大楼的“朦胧美”。

　　我打开手机，天气软件提示，我所在地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27，属于“严重污染”，而此时，北京的空气质量却是“良”。连续爆表，“空气糟透了”，小小县城怎么也患上了和大中城市一样的病？

　　说起雾霾，爱看新闻的老妈更像是我曾经采访的“北京专家”：“今年暖冬，电视里专家说是什么冷空气活动偏少，风速小，有利于雾霾天气形成。这些我不懂，但肯定是主要原因，因为这样的天气往年是没有的。不过，有些情况是不是也有影响？就是近几年县里经济发展明显，新小区不断在建，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工程也不少。比这些更明显的变化，是私家车。”

　　的确，在我的记忆中，2011年前后，县里的车越来越多，并间或出现堵车现象。据说就在2013年在县城举办的一次车展上，从吉利、宝骏，到奥迪、奔驰，卖出200多辆新车。今年，新拓宽的大路两旁，更是停满了车，主干道上弥漫着汽车尾气的味道。

　　更可怕的还是烟花爆竹。新年前夕，每天都能听到放鞭炮的声音。除夕夜，按习俗，团年饭之前、零点前后，最起码要放两次鞭炮。尤其是在零点，看春晚只能算是看电视里的人张嘴。一轮鞭炮放完，就算门窗关得再严实，家里都是灰蒙蒙的。

　　过年嘛，谁家不放炮呢，一场雨雪后，县城的空气应该很快会好起来。

　　果然，雨雪过后的最初几天，空气优良。但一个多星期过去，2月9日，天气软件再次显示“轻度污染”。

　　老爸调侃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小城，呼吸着北京的空气，紧跟儿子的步伐。”

　　青黄不接的县剧团

　　“丫头，跟我学戏吧？！”

　　又是一年春节，还是这个问题，51岁的朱华利(女)依然把它当作一句玩笑话。但在发问者——湖南临澧县荆河戏剧团退休老艺人张阳春看来，这却是个严肃的问题。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荆河戏如今生存艰难，没有传人，这是70岁的张阳春最大的忧伤。“现在哪个孩子还学戏？更何况是我们这用方言演唱的‘最土最土’的戏。”张阳春这才把希望寄托在荆河戏名角朱安楚的女儿朱华利的身上。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临澧荆河戏剧团最辉煌的时期。“那个时候，十里八乡的人，都请我们去唱戏，剧团一到当地，就被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有时候一唱就是几天几夜。”

　　文革期间，剧团几度被迫解散，很多优秀的艺人离世。文革结束后，荆河戏曾有过短暂的复苏。而真正让荆河戏走向没落的是媒体的发展。广播、电视、歌舞厅，新一代年轻人对荆河戏已经不太感冒了。上世纪80年代，临澧荆河戏剧团解散。很多演员在年富力强的时候退下来。为了生计，有的人卖起了盒饭，有的摆起了地摊，有的跟着家人去了外地。

　　对于老艺人们，只有“打围鼓”(红白喜事时搭台唱戏)还算是一桩生意。过生日、结婚、续谱、祭奠等，老人们还喜欢请“草台班子”热闹一下。

　　2006年，荆河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荆河戏的恢复和振兴迎来转机。2008年底，在临澧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荆河戏剧团重新挂牌，成为“临澧文化演艺集团”一员。当年，由张阳春等三代荆河戏老艺人演出的《大登殿》、《大破天门阵》引发强烈反响。为了振兴荆河戏，市县拨出专用资金，老艺人们组织剧团下乡演出，为培养后起之秀不遗余力。

　　然而，光“输血”不够，“造血”又谈何容易。被选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只算是“有了被抢救的资格”，但抢救所需的经费不菲，培养市场和继承人则需要更强大的经济实力。

　　如今，县里的电影院春节期间的票价卖到每张60元，正在赶超大中城市；但荆河戏剧团的演出，送票都未必有几个人来看。为了生存，荆河戏剧团只能在保证正常的下乡演出的前提下，承接一些歌舞、小品等商业演出。虽然这些商演能赚一点钱，但剧团的主业还是戏，没有戏，市县的拨款便也“没戏”了。

　　人才培养更是无从谈起。几十年前那样“打出来的科班”已不存在，只要年轻人肯学习，老艺人恨不得给他们跪下。但一个连温饱都满足不了的“老土”行当，如何让年轻人有兴趣、下功夫去学？去年，花脸演员段甫生离世，临澧荆河戏剧团自此没有了花脸演员。剧团面临戏曲人才青黄不接的窘境。

　　临澧县丁玲大剧院原总经理、曾经担任临澧荆河戏剧团主胡(首席京胡)的张昌气，是朱华利的丈夫，也是朱安楚的搭档。这么多年，他只带过三个京胡徒弟，后来成名于上海的作曲家易凤林就是其中一位。近些年，已经很少有人学戏。最小的徒弟虽然才二十出头，但毕竟只是作为业余爱好。

　　2008年版《大登殿》留下的影像资料，画面单一模糊，录音也刺刺啦啦。尽管市县对荆河戏的保护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毕竟财力、技术水平有限，到目前为止，临澧县荆河戏剧团没能制作一套音像清晰的碟片。

　　朱华利最终还是没有答应张阳春的邀请，对她来说，赶紧抱孙子才是最现实的选择，虽然她每天仍然保持着听戏的习惯。

　　河南

　　一个县城的“南水北调”工程

　　李勇 黄斌|河南光山

　　今年春节，到老家河南省光山县县城的一个朋友家做客，他端了一杯水给我，颇为自豪地对我说，“你尝尝这水，小小一杯水可是光山近几年来的头等大事。”

　　头等大事？职业习惯让我迅速对这杯水产生了兴趣。

　　朋友告诉我，几年前家里洗衣服的时候，得先准备好几个盆和桶，把盆里、桶里都放满了水才能开始洗衣服，否则水龙头的水根本接不上，那时候水龙头放满一大盆或者满桶水得10分钟还要多，人们抱怨它“还没泡尿大”。

　　到了夏天用水高峰的时候，水龙头不出水更是经常现象。朋友邻居老奶奶家多年前打过一口小压水井，每到缺水的时候，经常可以看见邻居拿着锅碗瓢盆到老奶奶家借水用。

　　洗大件衣物的时候更是愁人，因为耗水量大，家里的自来水根本没法用，有洗衣机也用不上。朋友的妈妈“像电视剧里上个世纪的妇女一样”，把衣物用桶装着到一个离家近点的河边去洗。有两次，朋友的妈妈骑车40多分钟才找到一个可以安全蹲下且还算干净的小河边。

　　朋友说，最糟糕的一次是，有几天水龙头放出来的水有一股子臭味儿，最贴切的嗅觉形容就是厕所下水道的味，但是没办法，水是生命之源，只能自我安慰说烧开了就等于杀毒了……

　　水的“小”、“缺”、“脏”一直困扰着这个小县城。每年县里的两会，居民用水问题都成为一号提案。

　　据了解，光山县城的用水一直来自龙山水库，由于龙山水库在设计时日生产水的能力是2万吨，随着县城人口的增加，这样的生产能力远远不能满足居民在高峰时期的用水。同时，每逢大雨过后，水的浑浊度就很高。但对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而言，重新改造水源地，是一笔不小的投入。从选址、管道铺设、生产水能力设计都需要时日。

　　2010年，光山县开始治水，县政府决定将居民用水源头由龙山水库改为水源和水质都较好的泼河水库。由于泼河水库位于光山县城的南边，一些人戏称这是光山县的“南水北调”工程。工程由县公用事业局成立的光山县润泽净化水务公司负责，计划投资3亿多元。

　　项目下来了，可对于一个年财政收入仅几亿元的国家级贫困县而言，3亿多元的投资资金如何解决则是个难题。

　　水务公司办公室主任余传开说，当时县里决心很大，资金问题要求水务公司自筹一部分、内部职工融资一部分、土地变现一部分、银行贷款一部分、财政配套资金一部分，一定要确保在2013年春节县城居民用上泼河水库的水。

　　就这样，“南水北调”工程开始在这个豫南的县城开展起来。全县城里都在挖管道铺水管，路边摆放的最宽最大的管道里面可以站立一个成年人。余传开回忆说，在施工顶峰时，从泼河水库到光山县城的路上全部是施工的队伍，上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自己吃穿住行几乎都在施工现场和项目部。经过近3年的施工，2013年春节，工程初步完成，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后，县城和邻近的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已经稳定地用上了泼河水库的水，根据设计，新水源可以日均生产10万吨，很好地满足了县城的用水需求。

　　朋友说，新管道刚修好的一段时间，水突然大了，大家都有点不习惯，每次打开水龙头，自己都要问妈妈：要不要趁水大把盆里、桶里都蓄满，生怕下次打开水龙头会回到“解放前”放不出水用的时候。也许是经历过以前用水不便的日子，现在她还是习惯性地将洗菜水拿来拖地，洗脚水拿去冲厕所……“县城发生的水的故事，让我对水有了很深的感情，现在也许水大了、清了，但我们用水更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