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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城镇化是支持中国经济结构变革的力量

张璐晶

2014年04月22日08:13    来源:经济网-中国经济周刊    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高端访谈】城镇化是支持中国经济结构变革的力量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中国最终要建立一个功能齐全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确保当土地的使用权发生转化的时候人们可以得到合理的市场化的价格赔偿。

  ——迈克尔·斯彭斯

   “如果下一个10年中国经济还能继续高速增长,城镇化必将是其重要的引擎。”2001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对《中国经济周刊》总结道。2014年4月8日,就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颁布后不久,斯彭斯来京出席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第四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

  尽管对话会的主题被定为:“中美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挑战与机会”,作为以研究劳动力市场见长的经济学家,斯彭斯更关注中国人口红利的衰减以及快速的城镇化步伐。

  斯彭斯认为,城镇化是现代经济的根基,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如何让城镇化持续推动经济发展,是当前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挑战。

  2001年,迈克尔·斯彭斯、乔治·阿克尔洛夫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不对称信息市场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长期致力于劳动力市场的探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有着很大的启发。据媒体报道,他曾受中央高层邀请,负责对“十二五”规划研究课题的成果进行汇总评估。

  在参加颐和园对话会间隙,斯彭斯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独家专访,就中国在城镇化方面遭遇的挑战,给出了自己的药方:城镇化必须通过带动就业增长,才能推动经济增长。

  “城镇化不应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过程,而应把它视为支持经济结构变革的一种力量。一些经济体经历‘坏的城镇化’,是因为人们在没有就业的情况下涌入城区。要避免这种不良后果,城市须有公开透明的土地产权交易市场和完备的基础设施。” 斯彭斯说。

  中国已过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即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刘易斯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 农村富余劳动力将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从而具备低成本的生产优势。关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消除这一点,一直在经济界存在争议。而斯彭斯认为,中国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将消失。

  《中国经济周刊》:随着中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中国经济界关于刘易斯拐点是否已到和人口红利是否消失的争论也日益激烈,您怎么看待中国现在所处的阶段?

  斯彭斯: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进程,依靠从传统行业通常是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巨大的劳动力供应,保证了劳动力工资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当你想提高劳动力工资的时候,总有新的竞争者来填补你的位置,所以工资总是上不去。刘易斯拐点就意味着这种情况停止了,劳动力工资开始上升了。

  这样的话会提高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上的作用力,使得GDP中投资和消费的占比更为合理。如果中国经济想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的话,出现这样的现象是非常好的事。

  我认为中国年轻劳动力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不像印度、拉美、非洲,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是中国可以通过修改政策来改变情况,比如单独家庭可以生二胎政策的放开等都会使得人口生育率上升。只要中国的人口不因此“爆炸”,这些政策调整都会有利于经济发展。

  在新兴经济体中,人口红利确实是经常出现,但人口红利是否存在也取决于经济发展模式。如果只是人口众多,但是经济发展模式无法创造或新增就业岗位的话,那也不会有人口红利反而会令人头疼。

  中国正经历人口老龄化,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改革开放30多年的城镇化进程已经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约82%是农村人口,现在大约50%。当然这一数据仍有争议,因为这取决于农民工身份的界定。但我认为当中国成为完全现代化的国家的时候,中国可能只有10%甚至更少的人口在农村从事农业,所以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已经发生过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已不再有那么多了。

  《中国经济周刊》: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您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将面临什么挑战和机遇?

  斯彭斯:我想近些年来,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有很大的变化,主要是积极的方面,虽然工资上涨,给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利润上涨带来了压力,但是这是好事,因为收入上涨是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基本处于比较好的形态。

  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不是这样,有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比较僵化,进而影响了经济结构,使得产业的适应性、灵活性不够。各国的劳动力市场都有不平衡的情况,中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上涨得比较快,但是高端劳动力市场比如大学生工资上涨比较慢甚至还出现了就业难的问题,但这种不平衡是常见的现象,因为这种不平衡可能是由于其他经济问题引起的,比如金融领域的问题,未来这些问题能否被解决,取决于中国现正在进行的深入改革的方案什么时候能够贯彻完成。

  《中国经济周刊》:您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您怎么看待近期中国的城镇化在改善国民收入差距方面所起的作用?

  斯彭斯:实际上中美两国都有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但是从最近的数据来看,中国的这个问题正在好转,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工资上涨,此外本届政府的改革注重民生。在中国新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就有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就是要让农民工和城市居民,无论收入水平高低和所处的地域在哪里都能享有最基本的社会服务,包括医疗、教育等,当然这不可能是朝夕之间就做完的事情,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内容。

  另外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腐败、滥用权力,特别是涉及到土地问题,我知道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也要解决这些问题。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中国最终要建立一个功能齐全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确保当土地的使用权发生转化的时候人们可以得到合理的市场化的价格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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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孙红丽、唐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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