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地区户改遭遇逆城镇化:市民改回农村户口【2】

　　落户成本成“硬骨头”

　　城镇承载能力有限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化发展报告2012》，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上，农民市民化的平均成本为10万元/人，进入大城市的成本还将成倍增加。《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浙江、四川、江西等地追踪采访时发现，落户成本高是许多户籍制度改革参与者们最大的顾虑。

　　教育问题一直是进城务工人员最关注的话题。近年来，各地大力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就读问题。随着大量农民工子女流入城镇，给地方财政带来了一些负担。成都市教育局局长吕信伟曾给记者算过一笔账：成都现有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子女36万人，每人每年财政转移支付仅300元，而成都市生均教育成本在1万元以上。

　　“只要农民工落户南昌，其子女入学和当地城市居民子女入学并无政策上的差异。”南昌市教育局义务教育工作处杨雪飞介绍。经测算，若南昌新增100万城市人口，预计学生将增加20万人。而要在短时期建立一批师资合格的教师队伍、能够提供合格教育质量的学校非一朝一夕之事。

　　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也成为户籍改革后城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以自来水供给为例，今年以来，郑州城区因干旱问题已发生两次供水危机。按照规划到2020年，郑州市中心城区人口要达到700万，而目前仅为300多万。郑州市自来水公司的规划显示，为了配套人口增长，郑州市将新建7个水厂，供水能力达到214万立方米，为目前郑州市供水能力的数倍。但一个尴尬的现实是，目前仅有一座水厂在建，其余规划仅停留纸面，周边水源呈现枯竭态势。而河南省电力公司也反映，当前，随着人口向城镇的集聚，郑州等大城市和县域农电的迎峰供给也都日渐紧张，大城市限电和农村超负荷区域存在扩大化趋势。而庞大的电网新建和扩容投资以及供地等问题都日渐凸显。

　　“当前城镇承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能力比较有限。近年来浙江省各地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和生活成本上升、就学就医资源紧张等‘城镇病’已逐渐显现。”阮文广说，“以2300万流动人口基数计算，全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总成本将达2.3万亿元，而2013年浙江省地方财政收入为3797亿元。”

　　统筹城乡一体化

　　促进人口双向流动

　　专家认为，需要在制度设计上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和意愿，通过市场化手段和利益赎买选择来保障农民的自由选择权，而不是采取强制性和强迫性措施。

　　河南省发改委主任孙廷喜认为，城镇化的科学推进必须确保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害，要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和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促进农民收益最大化，消除农民进城后顾之忧，弥补进城个人成本，增强向城镇转移动力。

　　河南大学教授耿明斋认为，破解户籍逆城镇化的困局，除农村个人资产问题外，培养农民进城必需的文化和技术等“软实力”，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多为农民工提供教育、培训的机会和平台，从政策上要求农民工必须接受必要的事业培训或持证上岗；另一方面，农民工要积极主动参加各类学习培训，不断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和技能水平，提高自身就业能力和技能水平，真正在城市立足。

　　“户籍制度改革目前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实际上，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一体化，不仅意味着农村人口可以在城市定居，也意味着城市人口可以到乡村定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人庆说，“如果只有单向的流动，那还称不上所谓的一体化。我们要改变传统思维，城乡统筹并不一定是城来统乡，完全可以借鉴农村政策中好的，来影响城市政策。在城乡之间都需要在福利和保障政策上不断消除不平等的权利责任，建构国民一体化的权利责任保障体系。对于其选择也要考虑到其心理社会承受力给予一定缓冲期，缓解其心理压力和社会适应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