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城镇化”:从小城镇到小城市

　　鲁雅村的村民小区。

　　佛堂镇为居民组织的街头义诊。

　　民营经济发达带动产业集群 形成村民自发的城镇化 “民富”集中在小城市与中心镇

　　探路新型城镇化

　　系列报道

　　开篇语

　　此心安处是吾乡

　　过去，有专家说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进城”，今天，新型城镇化强调“人的城镇化”，“人”是主角。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近3亿中国人背井离乡，常年往返于家乡和谋生之地。自从在陌生的城市落脚，家乡就成了回不去的地方，因为“每次回去，都觉得不是记忆中的样子了”，而新的城市是否接纳了他们呢，是否可以一同接纳他们的家庭和儿女？

　　近日，国家发改委一位内部人士向媒体透露，《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在国务院审批后即将对外发布，时间估计在两会前。随着这一顶层制度设计的面世，2014年被认为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破题之年。

　　本报数名记者分赴多地城市、社区和村镇，采访当地的政府、村民，并请教专家学者，记录分析不同地区在探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得失成败。

　　在浙江，率先发展起来的城镇化，提供了产业带动自发性城镇化的示范，是否有借鉴意义？在山东，一个尚处于城镇化初级阶段的村庄，揭示了经济欠发达前提下的城镇化困境；在广东阳江，GDP已赶上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是否水到渠成？在广州从化，毗邻一线城市，曾经的村民能否与城里人共享优质医疗、教育？在江西，政府主导的高新区试图吸纳农民就业，效果怎么样？在四川，各具特色的小镇如何发展可持续的城镇化？

　　今日起，本报推出的系列报道就将一一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到春节，浙江省义乌市山盆村里的车位就要靠“抢”，村民们纷纷从城里开车回家过年。村里的小广场、祠堂门前、道路边都被车辆占据，其中不乏奔驰、宝马、奥迪等等豪车。

　　名声在外的义乌小商品城，让义乌在浙江省一众县级市中特别突出，因此也成了推进城镇化的先行者，农民从村到镇就能安居乐业，小城镇的发展成就了“就地城镇化”的模式。

　　山盆村所在的赤岸镇是浙江省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之一。“我们明确了小城市的目标定位：GDP超过100亿元，建成区常住人口超10万人，年财政收入超10亿元。”浙江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文/记者杨洋 图/受访者提供

　　村民住上镇里的高楼 店面租金贵过义乌城

　　佛堂镇与赤岸镇相连，是一个素有“千年古镇”之称的文化名镇，也是一个百年不衰的商埠。因为距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仅10公里，作为一个次中心小镇发展迅速。佛堂镇政府社会事业办副主任王苑介绍，佛堂镇户籍人口8.2万，外来人口近12万，常住人口近20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0.0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67.2%。

　　义乌第一幢农民高层住宅就出现在这里，楼村大厦2005年开建，2006年启用，38户楼村村民入住，与城里相比12层的楼房并不算高，但对农户来说，住小区依然是前所未有。如今，在佛堂镇的商业中心新市基广场、工业园区等地段，都可见数十幢住宅高楼，最高超过30层。

　　佛堂镇吸引的外来人口主要是在义乌城做生意的商人，既有临近的县市，也有来自外省，目前房价已接近义乌城区，在购买高层住宅的业主中有六成以上来自佛堂所辖的村和周边的乡镇。

　　据了解，在新市基广场一带，一个20平方米的店面最高租金在20万元以上，最低租金也要10万元，比义乌城区店面租金还要高。来自东阳市的王如青本来在义乌开了一间外贸公司，自言看重佛堂未来的发展，又在这里买下一间店面，从买下时的年租金3万多元涨到现在的11万元。“租我店面的人从开小卖铺的变成开咖啡厅的，虽然是乡镇，消费水平都不低，店主就在边上的高楼里买了房，从村里搬到镇上。”王如青说。

　　七山一水二分田 纸盒村九成村民办厂

　　浙江地多人少，地处丘陵地带，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说法，农民只靠种地谋生更难以致富，必须去土地之外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