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动批”升级 旧的如何去新的怎么来【3】

　　怎样平稳地产业升级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说，一个城市肯定是要不断转型升级的，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是和它的要素禀赋与优势密切相关的。“就北京来讲，北京最大的优势是人力资本的优势，因为有很多高校、科研院所坐落在北京。所以北京适合发展金融、贸易、高端商务、文化创意、教育科研这一类高端服务业。其他不属于这一类的行业就会因为市场的作用慢慢地搬离出去。”

　　“大城市的中心，应该是一个高端服务业，外围一点，就是居住空间，再外围才是工业，更外围才是农业。”李国平说，上世纪70年代，香港的产业主要是低端的加工制造业，生产计算器、电子表。随着时间发展，它开始生产彩电、空调、台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这些产业全部转移到珠三角去了，留下来的基本都是服务业。到上世纪90年代，它的土地价格进一步提升，低端服务业也开始转移到珠三角，现在金融、国际贸易、航运、商务、会展，已经变成它的主导产业。

　　“北京的服务业的比例已经达到77%，发达国家这个比例也就占到70%~80%。今后改革的方向就应该是低端服务业逐渐退出北京中心城区。服装批发、小商品批发、建材批发，理论上是不具备优势的，不转移的话，产生不了效益。”李国平认为，这些产业积聚，带来人口的集中，加大了城市的压力。

　　首都经济圈的建立，也被重新提了出来。实际上，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在1999年就首次提出“大北京”的规划概念。“北京自己是很难解决自身问题的，它的出路在于区域协作，就是所谓的‘大北京’。”吴良镛说。

　　李国平认为，首都经济圈是基于一个“服务首都功能”的空间尺度。京津冀有不同的分工：北京，是知识型加服务型；天津，是制造型加服务型；河北，是资源型加制造型。在产业方面应该出现一个差异的定位。“像‘动批’这样的服务业往河北转移，河北土地价格低，并且存在巨大的就业压力和产能过剩，这样的转移对河北有非常大的好处。”

　　“对于首都圈来说，一体化的发展规划需要尽快颁布，规划里要包含交通网络、产业分工合作等方面，同时公共服务、教育医疗这些资源也应该按计划从北京向外辐射。”李国平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刘勇的观点是，业态转移升级要充分利用市场规律，让这个过程更有效率。刘勇说，政府应该创造一个环境，引导商户们算账。如果对动物园附近停车、道路使用、尾气排放都收费，让平时的隐性成本显性化，商户就会自己计算，到动物园做买卖和到河北固安做买卖，哪个更划算。这样商户自然就会往外搬。政府应该运用智慧，利用价格机制来调节整个市场，而不是强制要求。

　　对于业态转移可能会引起的问题，刘勇拿“动批”举了个例子：“动批”转移过程中，受损的人是“动批”里的从业者和物业提供者，因为商业关系要重新建立。他认为，虽然从业者可能会受损，但是其在转移过程中却并不一定会获得补偿，因为“给补偿的过程中细账很难算清楚”。

　　李国平对业态转移所引起的问题持乐观态度——现在的业态转移并不会引起太多的失业：“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劳动的流动性非常大。比如说一到过年的时候很多人回家，工厂的一半工人都没了，春节过后又有人投简历来。现在人是可动的，人是跟着产业走的，人会寻找一个新的就业空间。”

　　对于北京这个特大城市的产业升级，北京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肖亦卓建议：一是将功能区改造与公共空间塑造结合起来，为市民提供宜居的生活环境，为创意人才集聚提供低成本的创业环境，为商业合作尤其是小微企业提供互动交往空间；二是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探索繁荣城区/功能区的城市精细化管理模式，确保城市发展活力和秩序兼得；三是鼓励非营利组织、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发展，在功能区改造中，通过与专业咨询企业、科研团体、非营利组织等的大力合作实现更大程度的公众参与。

　　本报北京2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