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候5年保障房无一次摇号机会 北京小伙状告政府【2】

　　如今，37岁的钱建新的人生计划表上，仍然没有“结婚”两个字。曾经有姑娘跟他表白，甚至要“以身相许”，但是他称，自己像只乌龟，缩进壳里。他对婚姻，显露出一种超乎常人的“淡然”，这令周围人以为，“他感情受到过伤害”。

　　钱建新的父亲觉得，儿子为等房子，“还是受到影响”，性格里有了几分压抑。有时在家，钱建新总是“不言语”。这让老钱“很愧疚”，跟儿子掏心窝：“谁让你生在这个家庭呢！”

　　由于至今没买上房，钱家人活得有些“憋屈”。岁数不小的钱建新还在“啃老”，不仅要“啃”父母那套60多平方米的房子，还要“啃”老人家的退休金。平日里，钱建新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只敢进平价的饭馆，和异性吃饭才埋单，男性聚会就“AA”制。

　　有人嘲笑钱建兴，“太傻了”、“真窝囊”、“不思进取”。他为自己辩白：“是我没能力挣钱吗？挣多了，就‘超标’，被淘汰。就算不等了，房价这么高，就算一个月挣1万元，也买不起啊。”他还说，“有人分到房后，转身就去换了个收入更高的工作”。

　　钱建新迟迟迈不进“经适房”的大门，和他一起在门外晃悠的，还有大把的时间和青春。

　　有时，钱建新会安慰自己，他不是“等房”者中最悲催的那个人。他有个异性朋友“小刘”，今年33岁。小刘从4年前年开始“等房”，等成了“大龄剩女”，而且患上了抑郁症。

　　小刘有时会跟钱建新聊天，吐露心声：“等房子让我绝望了。”她还悲观地说，“昨天看新闻有人跳地铁，我也真想去跳!”

　　他们都感叹：“为了等这房，生活都扭曲了。人生好像被房子给绑架了。”

　　被不知在何处的房子“套牢”以后，希望对于钱建新而言，更像是一剂麻醉剂。他恨它，“早知道会等到现在，当初我借钱、卖血、卖肾，也要去买套商品房”。但是，他又需要它，“就像一个糖球一样吊着你”。

　　从2012年开始，钱建新和其他几个轮候者多次去找朝阳区房管局、住建委，甚至还去北京市信访办投诉，但没有得到让他们满意的答复。最令他们困惑的是，“究竟有多少套保障房房源，如何确定轮候者的摇号资格，又有哪些人住在保障房里”。这些疑问就像北京冬天的雾霾一样。

　　一眨眼，又是一个夏天，北京房价再次冲上一个高点。钱建新对“房价”已经麻木，他刻意回避跟房子有关的事情。他不爱逛家居店，一看到电视里播装修节目就立马换台。他也从来没有幻想过，未来的家是“北欧风格”还是“地中海风情”。他无奈地说，“等买到保障房，也没有钱装修了”。

　　“五年了”， 没能等到参加一次摇号的钱建新，终于撑到极限。他说，好像听到“‘砰’地一声，气球胀破了”，希望又蔫回了球皮状。

　　这一次，钱建新拖着装满75个保障房轮候家庭诉讼材料的拉杆箱，就像拽着所剩无几的希望，走进法院。去年10月，他们将朝阳区政府告上“公堂”，这是北京首例保障房家庭集体起诉政府案，在全国也不多见。

　　一直被人嘲讽“窝囊”的钱建新，觉得自己像一个“勇士”。这令他身边的不少朋友难以置信，因为在他们眼中，钱建新是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说话也慢声细语，不像那么“胆大”的人。

　　75个家庭提起行政诉讼的理由是，“保障房信息不公开”。他们认为，“怕的不是等，而是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最终，他们的起诉被驳回。但是钱建新和代理案子的律师，并不认为“他们败了”。代理案子的律师何峤巍说，“这场诉讼，促成部分保障房轮候家庭和政府的对话，督促政府对保障房信息进一步地公开和透明”。

　　就在案子开庭前，朝阳区进行过一批“经适房”摇号，但钱建新又不在其中。因为苦等5年，也没等到一次“经适房”摇号，钱建新改为申购价格更高的“两限房”（“保障房”的一种类型），他自以为后者“中奖”的可能性更大。结果，他又错过了，不得不感慨“就像蒙着眼睛，盲目地等啊等啊”。

　　今年的“情人节”，如果不是碰上“元宵节”，差点又成为一个与钱建新无关的节日。这天上午，北京市两个自住型商品房项目开始网上申购，瞬时点击量超6万，网站被挤瘫痪。有人说，“这阵势不亚于‘双十一’大抢购”。

　　头发有些蓬乱的钱建新，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平静地说：“还要继续等，再给自己两年的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