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故】
1993年,徐松梅已中风,瘫痪在床。
徐祖谦故而和徐绍村兄妹渐渐走近。以前,只是逢年过节走动一下。
他时时能接到徐绍村的电话,有时是买药;有时也点名要买些吃的——德大的炸猪排、静安面包房和凯司令的栗子蛋糕。
他发现,叔叔家的光景已完全两样了。
一品香的生意渐渐稀少,徐通湘开始过起拿“定息”度日的日子。为增加生活来源,“白太太”把别墅三楼和一楼两间房出租,“文革”期间,一度和五六户人家合住,合用煤卫,一家人住在一间18平方米的房间。母亲和徐松梅长期无业。1962年,父亲离世后,全家靠徐绍村一人的工资过活,偶尔有香港亲戚的接济。
徐绍村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对外贸易局工作。尽管只是普通文员,但某些“贵族范儿”的行为举止仍会引来侧目。“文革”期间,他下放到农村,干农活,挑泥。期间,得了乙肝。邻居乌颖华至今对徐绍村被批斗的场景印象深刻:他身高一米八五,站在台上,头上戴着一顶高帽子,大家得把头仰起来才能看见他的脸。
徐绍村的生活日趋节俭。大多数的日子,老先生会骑车到公园里面拉拉胡琴,偶尔还打网球;每年的圣诞节,他也在钢琴上弹出一支“平安夜”给阿妹听。
【守家】
别墅,在徐绍村的眼里,不仅仅是房子,而是祖业。
在一次摔倒后,一向不怎么袒露心声的徐绍村对着陈玲娣感叹:“我这一辈子,活得老苦老苦啊……”
陈玲娣不知劝了多少回:“把房子租掉一间,去最好的养老院,想雇几个保姆雇几个保姆。”
他始终不肯。
“好多人说他傻。其实我明白,那一辈老人,就认定这是自己的祖业,不好在自己手里面败掉。”陈玲娣说。
陈玲娣深知,“想不开”的徐老内心不是没有纠结——他也想过好日子。1980年左右,在当时的政策下,“文革”期间被占房屋返还徐家。在一次落实政策后,房子产权也由政府返还徐绍村,不过底楼和三楼的住户仍享有使用权。2005年,按国家政策,可以通过赎买的方式,国家补贴90%,自己出10%,买回自己的房子。徐绍村没钱,向徐祖谦借了8万元,将底层房间购回。
而三楼的一间29平方米房间,对方要价过高,徐老只能作罢。
徐绍村想不通,但他又常能说服自己。经历过动荡岁月的徐绍村,在邻居眼里从伟岸挺拔变成了“小心谨慎”、“说话轻声轻气”。
唯一一次——三楼卫生间的马桶坏了,三楼住户要换马桶,徐绍村却不让。最后争执不下,换了,换下的马桶他还舍不得扔掉。
放在院子里的木头被人偷了,他也要跑到陈玲娣那里告状,俨然受欺负的孩子请社区作主——他害怕房子有什么闪失,哪怕一砖一瓦。
有一家人正巧需要在中南新村租住几个月,结果小区里只有徐绍村家有空房。陈玲娣反复劝说,并由居委出面担保,他才松了口,还要求写明,多久后一定会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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