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读不懂中国房地产【2】

　　批判“巴Ⅲ”

　　系统风险这个概念对许多人而言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说它陌生，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系统性风险”往往只是冰山一角，它难以获悉更难以把控；说它熟悉，是因为无论在哪里，大部分金融市场一旦发生什么问题，都会将责任推给“系统性风险”。

　　作为专业的经济学家，汉森是怎样理解“系统性风险”的呢？面对这个问题，汉森再度拿出了他的“不确定性”理论。

　　“其实我们看到的所谓的系统性风险，并不是‘风险’，而是系统的不确定性。”汉森的这个定义引来了全场的窃窃私语。

　　面对场下观众异样的目光，汉森报之一笑，点出了第一个“批判对象”——英格兰银行。

　　“英格兰银行在对海外银行的监管过程中，作为金融指导的原则本身就应该受到质疑，政策的制定者本身做决策的时候没有足够的知识，甚至是错误的知识，就会导致整个模型系统本身具有很多不确定性。”汉森指出，“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模型有缺陷，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我们存在错误的信息，在面对许多模型的选择中选择了一个不完全正确的模型。”

　　汉森告诉记者，在金融危机期间，他参加了许多会议，很多政府、决策部门以及储蓄银行的官员们都在会议中认为，金融监管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问题。

　　“这点我确实同意，但他们却有这样一种惯有思维，认为复杂的问题一定要用复杂的方法去解决，但事实并非这样的。”汉森认为，“复杂的解决方案大多数是我们假装了解了很多，假装对结果的预测都是正确的。”

　　于是这次，这位经济学家又将“批判矛头”指向了巴塞尔协议Ⅲ。

　　“这个协议的目标是对金融进行合理的监管，本身这个协议就已经非常复杂了，而很多国家的金融监管条例又对巴塞尔协议Ⅲ进行了更加复杂的衍生。”汉森认为，监管部门在设计规则的时候，如果设计很复杂就会令人很难理解，它可能会成为新的不确定性的来源，而这些不确定性在人们知识有限的环境之下可能造成伤害。

　　对此，汉森特别警告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者们。此前，市场传出这样一个讯息，美联储可能在未来退出零利率政策。对此，汉森认为，“如果现在宣布这种未来可能实施的政策，就会直接影响当前的宏观经济，如今我们的市场已经越来越不清晰，监管规则本身也越来越模糊，因此监管部门的斟酌能力也会越来越大，一不留神就会做出有偏见的决策。”

　　似乎是汉森的讲话传递到了美联储官员的耳朵中去，6月21日，美联储利率决议后发表声明，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近零利率水平。

　　“复杂的问题最好是用简单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对于这看似违反人类惯性思维的观点，汉森有着自己的理论，“这其实是考虑到人们对问题理解的局限性。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候，有的时候就应该竭尽全力让它变得更加简单，减少整个政策所影响的领域，或者是减少一些模糊政策的执行。”

　　对于所有的政策制定者，汉森还给出了这样一条“金玉良言”——“一般来讲，糟糕的政策始终是糟糕的政策，这是没有办法进行提高的，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地去制定一些好的政策，同时也要更多去理解在做决策的时候，每个个人对决策的影响，以及决策受到哪些不确定性的影响。”

　　顽童与口吃

　　汉森之所以拿到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最大的贡献便是发现了在经济和金融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广义矩方法（GMM）。而在此前，谁都不知道，这位看上去颇有学者风范，在讲坛上侃侃而谈的绅士，曾经不仅是个“捣蛋鬼”，还患有口吃。

　　1952年10月26日，汉森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父亲是犹他州立大学的学术副校长和生物化学教授。汉森的父母非常注重教育，除了生化学博士的父亲，家里的三个儿子也全部拥有博士学位。汉森是家中最小的儿子，比他大7岁的大哥罗杰·汉森是土木工程博士，大他5岁的二哥特德·汉森是生物学博士。除此以外，兄弟三人的妻子中有两位也是博士。而这样的组合，一度被大哥罗杰戏称为“被过度教育的家庭”。

　　不过，大学之前的汉森却并不是个优秀的学生。从小学开始，汉森便患有语言障碍，俗称口吃，在公共场合表现得尤其严重。“我仍然记得小学竞选班长失利，就是因为说话问题，之后很多年，我都避免公开演讲。”但对一位学者来说，演讲是无法避免的，汉森只有通过不断的练习来提高演讲能力，最终克服了语言障碍。

　　16岁上高中，汉森的成绩很不稳定，“当时我的一位指导老师说我是一个C+学生，如果我非常努力地学习，可以得到B+。”汉森带回家的报告卡上，“不尊重权威”被打上双钩，不过在汉森眼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其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印证。

　　当汉森进入犹他州立大学，他开始勤工俭学，在很多地方兼职过，包括一家动物科学实验室，一家政治投票公司，并经营父母的农场。在学术上，汉森开始对社会学感兴趣，主修政治学和数学。汉森后来对媒体表示，那段时间父母的耐心，以及允许他“大器晚成”对他非常重要。

　　除了深谙教育之道的父母，当时对汉森“感兴趣”的老师中，有三位对他影响深远：第一位是迈克尔·温德姆，他让汉森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数学。第二位是教欧洲史的道格·阿尔德，他建议汉森“不要只是盲从别人的课程，应该发现你的独特天赋并做不同的事”。汉森决定“做不同的事”，在大二结束时试着将数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兴趣结合在一起。此后，第三位教授巴特尔·延森帮助汉森设计了一套速成的经济学课程，使得他在大三修完本科经济学必要的课程，并在大四接触了部分研究生课程。而这一切都有助于汉森在短时间内申请到明尼苏达大学的博士学位继续深造。

　　在明尼苏达，汉森不仅被允许在数学系之外增加经济课程，更幸运的是，汉森遇到了两位当时还是年轻学者的导师克里斯·西姆斯和汤姆·萨金特。他们被公认为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主要贡献者，并共同分享了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汉森的研究领域便是在这一时期成形，同时培养了他在经济动态和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的兴趣。

　　受西姆斯一些课程的影响，汉森开始从事大样本近似参数的研究，其中一些研究发展成了后来的广义矩方法。

　　广义矩理论是汉森在芝加哥大学工作的第二年提出的。如今，这一方法在宏观经济和金融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在经济学界看来，广义矩理论是模型估算的集大成者，“搞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没人不用汉森的理论”。

　　当然，由于汉森是与席勒和法马共同获得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对于其他两位学者的评价便成为抛给汉森理所当然的问题。

　　对此，汉森略略坏笑道，“我记得席勒曾说过我们两人是同一种观点。但其实他们两人都是我学术上的敌人。但既然作为诺奖的共同获得者，我们三人的工作之间肯定是有共同点的。”

　　汉森进一步解释，“我们都是用循证的方法来弥补不同模型之间的差距。法码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他挑战了经验数据方法的一些弱点，在金融市场当中我也受到了他们非常大的影响，我现在也希望能够弥补宏观经济各种模型之间的差距，我们现在也在共同做一些协作，来制造更好的经济市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