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城镇化如火如荼进行之时,一些地方悄然出现了户籍“非转农”现象,与通常“农转非”的城镇化趋势相反,部分人希望将城市户籍转为农村户籍。类似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例如杭州市滨江区马虎村20余名大学生要求将因上学转出的户口转回农村,浙江桐乡市一年出现52例跨省“非转农”事件等。浙江的台州、义乌等地还专门出台相关文件来应对这类问题。另外一个相关趋势也引人关注,那就是我国农民“农转非”的意愿越来越低,最近媒体报道称有90%的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一项针对全国的调查也显示,有75%以上的进城农民并不愿意放弃农业户口。由于这种现象与城镇化的大趋势相反,很多人称之为“逆城市化”。
“非转农”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非转农”现象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并非全国普遍现象,“非转农”高发地区主要集中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良好、与城市差距较小的地区,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以高度的农村工业化为特征,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广大农村作为大城市的腹地,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农村工业,农村工厂和市场遍地开花,交通便捷,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大幅缩小。以浙江为例,浙江义乌等地农村的许多百姓都自己办厂开店,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当地规定,农村社区的居民可以免费得到一块120平方米的宅基地,一块宅基地平均价就在百万元以上,如果再在这个宅基地上建3层小楼就值600多万元。
第二类是以发达的集体经济为基础的村庄分红为特征,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在这些地区土地收益根据社区户籍每年分红,这意味着拥有当地的农村户口,就能够有从土地经营收益中分一杯羹的权利。在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很多村庄集体修建工厂出租给外商,至今仍有大量的租金收入,当地村民按照户籍可以按年获取红利。因此,珠三角很多地区的农民即便有“农转非”的机会也不愿意把户口转出去。
第三类大量集中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拉动了郊区的发展,大城市周边的土地价值也在不断增值,一旦拆迁或者土地征用,能够获得大量补偿。
在上述三类情形中,当地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比较高,农村公共服务比较齐全,与城市的差距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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