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房地产税加快立法与先试先行不矛盾【2】

　　加快立法与先试先行联动

　　对于《决定》中对房地产税表述的“立法”，需要做一种动态的理解和把握。我们国家现在具体开征的18种税，具体有“法”的形式的只有3种。逐一看起来，有了称作“法”的税种，对它的“法”的成熟性和严肃性往往难以做出较高评价。

　　比如个人所得税，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打开国门之际，不得不建立的。打开国门后，大批外国专家涌入，不征其个人所得税，他们回到本国要完税，既然有作为国际惯例的双边税收协调机制，当然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应该按照国际惯例在自己的本土上对这些人征税，于是就需通过立法确立个人所得税。但是，个人所得税演变至今，其法规条文的完善程度，仍然是远远不能合乎意愿的，还需作出较多轮次的修订。回到中国法规体系的现状，要看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立法。立法实际的涵盖面，绝对不是只覆盖到称为“法”的这些规则，而是从法覆盖到法下面更低层级的条例、暂行条例，一直到官方确定的红头文件。白纸黑字的这些规则，都是中国现阶段法规体系的组成部分。上海、重庆两地房产税改革试点，之所以并不违法，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法规体系和授权链条。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人大审批通过房产税法规之后，授权国务院规定具体实施方案，也就是说，如何制定实施细则在国务院权限里已经得到授权。而国务院在这个授权之下，又同意了在上海、重庆两地，实施“敢为天下先”的房产税改革试点。但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这样的规则成熟度明显不足。这是现在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不能因为显得粗糙和不成熟，就否定改革的意义。

　　“万事开头难”，敢为天下先的改革更是不容易，加快立法，实际上就必须和明确鼓励“先行先试”，继续鼓励“摸着石头过河”这个取向上的改革，形成联动关系。加快立法和继续先行先试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需要形成一个合理互动的关系。我认为在对“立法”需要做动态理解和把握的情况之下，实际包含的一个精神实质，就是在一些存在明显争议的改革事项上面，必须给出试和闯的弹性空间。

　　在立法层面上，对加快立法和继续鼓励先行先试，不能做互相排斥的理解，必须很务实地考虑到中国这个动态演进的立法过程。比如说，在两地试点和适时扩大试点范围的房产税实践基础上，有可能先从现在的红头文件向暂行条例或者条例来提升，难以一下子把这么多税都按照“法”由人大牵头来形成正规的文本、审批之后全国一起实行。这样理想化的“一步到位”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企及的。